t+0股票交易平台当今面临真实性的困境，正来自对现代科学的迷信

周三，由于最新美国CPI报告打击人们对美联储下个月大幅降息的预期，黄金价格大幅回调。此外，金价也受到投资者获利了结的打压。

在经济困难或通货紧缩时期，该比率会上升，因为黄金被视为更稳定的价值储存手段，因此更受欢迎。相反，在经济扩张时期，当工业对白银的需求增加时，该比率通常会下降。投资者、交易员和经济学家密切关注这一比率，以判断市场情绪并发现潜在的投资机会。

哲学本是超越视野对人存在意义的思考，它是轴心文明的产物。今日哲学之死表明：在各轴心文明逐步实现现代转型并互相融合的今天，我们必须去建立超越轴心文明的哲学。

《真实与虚拟》是我关于“真实性哲学”写作计划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一方面是信息和大数据泛滥，另一方面是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以我们需要真实性的哲学。“真实性哲学”写作计划分三卷，第一卷是2022年出版的《消失的真实》。本书是第二卷，主题是揭示科学真实是什么，并通过科学前沿的哲学分析锤炼出一种真实性研究方法，以重建现代真实的心灵。

在后真相时代，用科学真实来揭示真实性是什么，在很多人看来是多此一举。难道今天除了科学真实，还有其他真实性吗？我想证明：当今面临真实性的困境，正来自这种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其原因是人对现代科学自主性的丧失。

为什么哲学要接受现代科学的考验？

在拿到《真实与虚拟》一书时，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科学真实”，它又是从分析“什么是数学真实”开始的。这一切和现代价值的建立及基础探索似乎没有关系，至于它和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道德哲学的探讨），似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为什么我要将其视为重建现代价值论的基础呢？确实，因为“实然”无法规定“应然”，研究事实如何变迁的系统演化论是不可能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的。那么，为什么我坚持真实性哲学对科学真实的研究和道德哲学有关呢？

道德作为向善的意志，其存在是因为主体是自由的。如果主体不自由，那么道德毫无意义。但是，为什么主体一定是自由的？中国和西方道德哲学都没有讨论过。

真实性哲学发现真实性和主体自由等价，从而可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正因如此，在研究道德哲学之前，首先要研究这种作为“元价值”的“自由”和科学的关系。换言之，如果真实性哲学是对的，那么在用其作为框架重新探索科学真实的过程中，它一定要比系统演化的哲学更有力量，可以解决当今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

在此意义上，《真实与虚拟》一书虽没有涉及道德，但它蕴含着道德哲学以及更为广泛的价值哲学的基础。

今天很多哲学家不敢直面现代科学，而是试图绕过科学，去建立一套价值体系，我认为这是一种逃避。当然，并不是说现代价值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问题在于，如果哲学家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科学理论，就不可能为现代世界建立一个自洽的价值系统，因为价值系统蕴含着认识论，今天任何正确的认识论都离不开理解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在《消失的真实》中曾反复强调，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是伴随着科学的无限制扩张而出现的。今天，哲学家如果仅仅坚守20世纪之前科学和人文二元分离的传统立场，并不能保证新建立的各种价值理论的基础不会遭到科技进步的颠覆。

事实上，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学者认识到了。今天人文社会学者在建立新社会理论和新道德哲学时，已不可能无视现代科学的检验。因此，很多学者提出新的人文社会理论时，直接诉诸现代科学。但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人文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

举一个例子，2015年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的书，提出一套基于量子力学的社会科学。该书出版后，立即有人指出这是建立在对于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的误解之上的。如温特提出人是行走的波函数，但他并没能清晰解释这个观点，也没有说明什么是波函数。温特研究的问题，不仅是对现代科学理论的一知半解，还表明，因为量子力学相应的认识论法则从来没有被哲学阐明过，人文社会学者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认为，把量子力学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无可厚非，但运用的前提是懂得量子力学和哲学的关系。这一切都说明当代人文社会学者提出社会人文理论时，需要一种能包容现代科学理论的哲学。如果不存在这种哲学，就无法建立和现代科学兼容的现代社会价值理论。这意味着新世纪哲学探索必须从分析科学真实开始。也就是说，建立真实性哲学以恢复中国哲学主体精神的第一步不是去从事社会价值和道德哲学研究，而是让哲学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21世纪的哲学必须是一种可以和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并存、不会被新科学理论和高科技颠覆的哲学。

虚拟世界和本体论的消亡

让真实性哲学的基础接受现代科学的检验，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自30年前提出系统的哲学后，科学和技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生命科学仍保持在系统演化论的架构之内，下列三个方面是系统演化论宇宙观无法把握的。

第一个方面是现代宇宙学神奇的进展。在黑洞和引力波相继被证实的同时，几乎不能用实验检验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对科学家熟悉的认识论构成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些看上去无法用实验检验的东西不仅发生在经验世界，还出现在物理学和宇宙规律最前沿的研究中。无论超弦理论的数学有多美，无论它是否正如其宣称的那样已经实现了物理学理论的统一，它和经验世界似乎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物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巨变是从机器学习开始的人工智能迅速发展。自从神经网络学习系统被发明，当代人生活在人工智能的惊喜和恐惧之中。惊喜的是人的很多智能被机器取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人类获得各种知识不可取代的工具。恐惧的是意识或许会在某一天于人工智能中涌现，人类将面临机器的统治。意识、主体性和科学技术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已经被严峻地摆在科学家面前了。

第三个方面是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虚拟世界在20世纪只是科幻作品的想象，至多是电脑游戏。今天它正在成为人类经验生活的一部分。根据本体论哲学，虚拟世界只是我们经验的一个数学模型，作为我们通过电脑感受到的电子幻觉，虚拟世界不具有经验的真实性。然而，在一个不具有经验真实性的世界如何能进行房地产开发？虚拟世界为什么能进行商品交易？

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正在产生形形色色的哲学理论。

困难在于，如果新哲学理论是对的，那么其对上述三个表面上无关问题的回答必须具有一致性，即存在一个统一的基本原理。

我发现真实性哲学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原理。在原来的本体论哲学中，进入虚拟世界只是人逃避现实的一个表现，而真实性哲学发现，元宇宙是人的经验的另一种形态，除了不可能无限迭代以发现新世界外，它和我们习惯的经验没有差别。元宇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发现另一种经验真实性的存在。虚拟世界经验虽然和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经验不同，但也会成为塑造我们心灵状态的一个元素。真实性哲学发现，真实性会以各种形态向主体呈现，这在本体论哲学中是不可思议的。

《真实与虚拟》这本书的写作增强了我的信心：21世纪应该是告别所有轴心文明哲学的时代，因为在上述三大科技挑战面前，本体论哲学已经过时，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划分已经失效，自笛卡儿开始的主客体二分也必须用新的概念取代，真实性哲学只是这种尝试之一。

在写作过程中，关键是寻找真实性的基本原理。它蕴含在复杂自相关的论述结构中，为常识和很多先入为主的偏见所掩盖。我需要先确定哪些东西是可靠的，哪些东西是可以悬置的，再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将理论的基本构架建起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气呵成，而是要经过反复修改，我要去拷问自己最初的预设是否正确，并不断推敲整个思考过程。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思考是错误的，经过观点的改正，得出的结论居然与我一开始的意愿完全背道而驰。这让我感到只有哲学才能让思想克服偏见，显示自己真正的意愿。

“方法”的背后：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

我将《真实与虚拟》作为真实性哲学的方法篇，这是在模仿笛卡儿。用“方法”对科学真实研究进行定名，是为了强调它在真实性哲学中的位置。因为在真实性哲学的第三卷（建构篇）中，我将涉及主体性和道德基础的讨论，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可以直接依赖的方法。本书正是要提炼出一套可供展开主体性研究的原则。历史上，那种从科学出发建立道德论述的做法被称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谬误在20世纪已充分暴露，真实性哲学绝不是科学主义。这里讲的方法，是力图用真实性原则重新规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关系。我要强调的是，在迄今为止的真实性研究中，唯有现代科学经历了自洽性的严格考验，它或许蕴含着避免我们陷入错误的方法。

我选择用“方法”一词，除了源自对真实性哲学三部曲关系的定位，还在于中国哲学主体精神的执着。我认为，“方法”一词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意义。人们在谈到方法的时候，通常指的是一个具体操作意义上的方法，比如抽样统计、双盲实验、田野访谈等。这些方法都与具体的研究内容连在一起，使人们很难跳出来，从思想史角度思考方法。在中国社会，“方法”指的是中国人寻找社会和思想现代转型的道路，有着“寻道”的含义。

中国的文化建设从哲学上讲存在着两个层面：方法的重建和价值的重建。

方法的重建是要达到现代常识理性的改造。这不仅仅是把科学精神和方法引进现代常识理性，还是寻找能包容不同终极关怀之哲学研究。

青峰曾经问我：你的哲学研究与中国思想有什么关系？我回答道：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关系，但我进行现代科学哲学思考时，经常在想朱熹如何消化佛教带来的思想冲击。

在今日看来，程朱理学有种种问题，但是就中国文明长程演变而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正是在中国文明第一次融合外来文明的过程中，认知精神破天荒地进入中国文明的道德追求，中国文明的哲学主体性通过融合外来文明得到巨大的提升。

自19世纪中国文明开始了第二次融合，用现代科学改造常识理性一直在进行之中，至今尚未完成。在此意义上，真实性哲学的研究不仅是第二次融合的自我意识，还是在寻找超越某一种轴心文明的哲学。我和青峰经常说自己的研究“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我们都秉持中华文明继承者的自觉，用现代科学成果去寻找那个“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系统哲学研究，还是当下正在进行的真实性哲学探索，都是中华文明大传统的一部分。它们是来自中国文明的对世界图景的理解。

在中国文明自主性重建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人努力都是独立的，其价值追求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相同的方向。我想用1991年创办《二十一世纪》时提出的口号来代表这种多元但又统一的自主精神：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而非为了中国文化的建设。“中国文化”是我们这个文明的过去，而“中国的文化”是我们从过去的超越视野中走出来拥抱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文化，哲学是它的基础。

过去2000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哲学一直是道德哲学，作为爱智精神的哲学是古希腊超越突破的产物。哲学从古希腊向其他轴心文明的传播意味着现代性在轴心文明融合中产生。其实，各个轴心文明都有自己的哲学传统。我所讲的中国文明哲学主体精神的建立，并不单单是道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恢复，而是去建立一种超越轴心文明的哲学。不同文明的超越视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及日新月异的科学都能从这种哲学中得到理解。